刘军平 | 传统译论关键概念范畴的“美学回归”

传统译论关键概念范畴的“美学回归”

刘军平

（武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期翻译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传统译论的关键概念范畴深受中国美学原则的影响，有必要深入探究其生成性及其形成关联性的美学内在法则。本文尝试提出“美学回归”的概念来再造传统译论，即强化美学视域，以实现传统译论概念范畴的美学转化。本文重点探讨了表征中国传统译论的关键范畴：翻译实践与现实审美的互动性和有我之境”的审美主体体验观。作者提出，中西美学是革新传统中国译论的重要资源，也是翻译研究方法论上可供借鉴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美学回归；译论；概念范畴；转化

Title: “The Aesthetic Return”: Transformation of Key Conceptual Paradig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Abstract: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the motivation of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holds that since the key concepts and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aesthetic principles, it is imperative to further probe into the aesthetic relevance with respect to translation and to explore their inherent connotations in ligh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paper intends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re-sinic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with a view to broadening the aesthetic horizon so as to return to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ual paradig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esthetic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social reality. further examines the view of aesthetic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can invigorate itself by integrating East-West aesthetic resources and aesthetics itself can be of great value in the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aesthetic retur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conceptual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刘军平，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研究领域：翻译学、中西比较文化。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在《上海翻译》2024年第1期第1-7页。

1.引言

      随着翻译理论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对传统译论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近四十年来，罗新璋（1984）、袁锦翔（1990）、陈福康（1992）、林煌天（1997）、郭著章（1999）、王宏印（2003）、王秉钦（2004）、刘宓庆（2005）、张佩瑶（2006）、方梦之和庄智象（2017）、朱志瑜、张旭、黄立波（2020）等学者在中国传统译论的文献收集、整理、评注、解释和译家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取得了斐然成果。上述学者大多按照传统译论的历史演变为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以译家生平和翻译文献为纬，凸显翻译史发展的基本特征，来进行撰写和阐释。上述研究在挖掘、整理传统翻译史料方面，以及在系统化篑集译学资源方面做出了探索，在构建传统译论方面，以批判继承译家观点为主。虽然以历史为基础性的预设，呈现了传统史学的底色，译史研究也就成为翻译学科必要的核心部分，尤其是史料整理、翻译话语、译家地位、当代价值方面凸显了其独特价值。但在关键翻译概念范畴的理论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当然，以“论从史出”考察传统译论，将二者截然分开显然是较困难的。依笔者之愚见，从翻译史中提炼关键概念范畴并加以深入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译论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何为范畴？“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理性思维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积淀、升华中的结晶。”（肖箑父、李锦全，2001：7）知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人们依赖理性和感觉经验，通过意识结构，运用概念范畴加工最初的经验内容。然而，按照语言决定论的观点，如果语言和文化决定概念图式的差异性，那么不同的民族就拥有不同的概念范畴，翻译的不可译性产生就是由于不同民族概念范畴的不可通约。“只有两种语言分享了同一概念图式，翻译才有可能。”（Benjamin，1989：63）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翻译理论和传统译论之间，由于思维方式和语言差异性的存在，造成了认知与经验的问题域不同，形成了一套迥异的翻译概念范畴。由此引入了研究视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和言说方式的不同。显而易见，中国传统译论的概念范畴受中国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其独有的美学言说特质。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译论如等值理论、意义理论、交际理论、认知理论、语料库翻译等在中土逐渐成为主流，纯粹的传统译论尤其涉及到翻译中的美学研究逐渐式微。西方描写翻译理论在“理论驱动”下，追求数据事实和客观性，在国内逐渐成为一种不二选择的方法论。这种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方法论，显然有其弊端。如何回应外来冲击？挖掘传统哲学、美学资源而推陈出新？如何从中转化吸收其价值理性之长用于重构翻译范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1981：57） 的确，在理论自信的背景下，有必要系统挖掘本土美学理论资源，兼顾他者，将其融入译学，进行综合创新，别立新宗，以拓展当代翻译概念范畴研究的发展空间。我们欣喜地看到，前辈和当代学人在聚焦讨论传统译论概念范畴方面做出了颇具特色的研究。茅盾（1921）、鲁迅（1929）、陈西滢（1929）、曾虚白（1929）、林语堂（1933）、罗新璋（1984）、许渊冲（1984）、张今（1987）、许钧（2003）、刘宓庆（2005）、郑海凌（2005）、江枫（2007）、陈大亮（2017）等通过引入传统资源，探索了翻译概念范畴的美学价值。

      传统译论概念范畴的创造性转换有何路径？方梦之提出四种建设译学话语的策略与方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以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方梦之，2019：3）传统译论只有通过现代阐释，才具有现代意识和历史价值。即挖掘传统资源，进行现代创造性转换，“完善已有表述”，也就是意味着让传统译论“美学回归”。传统译论的“美学回归”，即主张译论向美学寻根，激活翻译范畴的审美价值内涵，将审美实践、审美批评转化为翻译活动中美的自觉意识。 “有效的翻译研究概念，既要涵盖面广而具有普遍运用价值，又要有足够的弹性来适用于具体问题。”（傅敬民，2023：24）。很显然，有关中国译论关键概念的研究，既可提炼为翻译理论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范型，也可解决翻译实践中的翻译尺度和翻译批评问题。

      所谓“美学回归”，就是以传统译论概念范畴为研究问题对象，在“抽象继承法”命题启示下，凸显传统译论之当代价值，厘清其概念范畴的特征，提炼其审美性、实践性、辩证性、整体性、超越性的知识形态，在兼收国外有价值的翻译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传统译论概念范畴的返本开新，重建当代译论关键概念范畴，以解决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实际问题。“美学回归”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二个维度，时间上从传统译论回归到现代译论，空间上从西方化翻译概念再次回到“中国化”言说。“美学回归”的基本目的是，新时期传统译论有必要聚焦中国传统美学范畴进行转换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2.实践观：实践与现实的审美互动

      中国翻译实践长期以来注重实践性，注重实践与实践主体以及实践与社会的互动，同时也注重用审美经验来审视翻译过程。但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五四以来的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尤其是当代翻译学概念范畴和术语无不受到西学的影响。西方概念范畴在中国翻译领域的广泛运用，已成强势话语。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回避西方译论在构建知识系统方面的理性优势，以及概念范畴的规范性和逻辑性，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本土美学概念范畴的认知范式、审美立场、审美感悟和价值观念的独特优势。因此，本土翻译研究需要以守先待后，以转化、融通和创新翻译美学范概念畴为抓手，达到重建当代中国特色译论的旨趣，进而实现翻译和文化传播“美美与共”的最终目的。

      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黑格尔提曾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转引自章安祺，2003：340）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二千多年来人们就没有停止对美的思考和追求。在18世纪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之前，美被等同于秩序中的和谐联系或一种现实形式，其次才是对艺术和自然反应的一种描绘。德国学者鲍姆嘉登开始用“美学”指专门研究感性认识和情感的学问，强调的是个人感觉和情绪情感，而不是唯理的逻辑。汉语“美学”同“哲学”及其他汉语名词一样，是日本转译过来的名词。就美学与翻译的关联性而言，翻译实践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自觉，更包含美的感性因素。翻译创造、翻译批评和翻译审美无疑带有感性的成分。文学翻译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过程之所以包含感性因素，因为它诉诸于人的心灵。关于感性认识的理论，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区分为“先验的逻辑”和“先验的美学”即“先验的感性理论”。康德认为，整个世界的现象，本体不可知，直观的现象世界正是审美的境界。故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的感性认知，按照康德、黑格尔的说法，既具有理性，也有感性的成分，不应以“印象式”方法为名而予以排斥。

      不言而喻，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审美实践不能超越审美现实，译者的审美现实受审美实践和审美环境条件的制约。翻译实践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翻译作品意义生成过程。通过改造康德实践理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理，李泽厚提出：“美是诞生在人的实践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与同一之中”（李泽厚，1980:163） 。翻译实践和审美二者之间虽然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必须立足于实践去讲与现实的互动。现实之所以对翻译审美产生了美学意义，是由于审美者兼译者是遵从社会“现实”规范和美学价值影响的人。“这个‘现实’，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在实践中 ‘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人的作品，因此它才会对人具有美的意义和价值。”（刘纲纪，2006：3-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亦是翻译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重视实践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有着相似的特征，二者的实践美学强调实践与社会的互动，享有共同点。传统译论的实践美学可从中吸取营养。马克思的经典实践论主要包含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和世界性。推而言之，翻译的客观性在于，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与主观认识和思辨不同，具有明显的客观实在性，它有具体的文本对象；翻译的能动性在于，翻译实践是译者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译者创造生产精神产品的活动；翻译的社会性在于，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依赖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化网络才能从事的活动。最后，翻译的世界性在于，翻译实践的终极目的关注的话语权利、话语产品、历史流传物的传承、文化多样性的打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翻译实践审美过程贯穿了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和世界性。简言之，由翻译实践主体、翻译实践对象、翻译实践手段构成的翻译实践，是译者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活动。它既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又是译者的能动性的主体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在一定社会伦理关系中进行的，因而是属“效果历史”制约而变化发展的，美与不美，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翻译实践是翻译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还是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翻译实践是译者审美认识的基础，翻译审美认识依赖于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对翻译认识具有决定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翻译实践和现实的关系是，翻译实践和翻译审美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实践指涉艺术创造时，它无疑产生一种译者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构建关系。翻译审美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翻译作品，它需要翻译实践认知，翻译实践能力、社会伦理、审美标准及意识形态各种因素的参与。由于翻译美是属于人的美，因此翻译审美现象是属于人的现象。进而言之，翻译审美包含着心灵意蕴的感性化和感性形象的心灵化，体现了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的辨证统一。翻译作为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翻译作品既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又有它的社会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国传统译论，同中国画论审美一样，重视实践，是一种艺术之真。翻译实践赋予翻译作品以生命活力，以再现其艺术真实性。

      就实践知识的知、情、意范畴而言，西方在知、意方面略显优势，但“情”从来就不是西方知识论的主线。但知、情、意三者结合而言，中国知识论略强于西方。中国传统译论翻译实践审美属于实践哲学的美学命题，与中国美学有着割不断的脐带关系，因而必然涉及也到翻译审美的知情意范畴。“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叶朗，2017：4）长期以来，西方产生了三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交叉的三种审美范式：一、以美的本质为核心的共相论；二、以审美心理为核心的美学。人们把人的主体心理分为知、情、意三个组成部分，展开了对真（知）、善（意）、美（情）的讨论；三、以艺术的共同规律为对象的美学，涉及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诗歌、雄辩术七门艺术。这三种范式划分对作为人文艺术科学的翻译学科亦有借鉴意义。翻译实践作为人的审美活动，其审美欣赏心理过程与创造模式与人文艺术活动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规律存在共性。中国译论关键概念在根底上同中国画论同宗同源，在实践审美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翻译审美研究的是实践与现实的一般审美关系，必然分有了文艺审美创造的本质规律，并把审美与翻译实践的本质规律看成是二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翻译主体凸显的知、情、意三个部分，在翻译实践中必然有其表现特征与形式。审美创造与翻译创造存在交叉共性规律。“我认为就中国译学而言，美学对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刘宓庆，2005：I）

      诚然，翻译研究与翻译审美探讨的是翻译实践的本质和规律，其研究对象自然是一种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活动。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运用审美原则美学角度来欣赏评价译文，进行审美判断，从而做出翻译策略选择，到再现原文，无疑是一种艺术审美创造过程。因此，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翻译实践，必然带有审美触角来审视翻译作品，翻译实践作为艺术创造过程中也体现了美学的一般规律。何谓翻译实践审美的基本规律？“就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关系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等等。” （刘宓庆，2004：500）

      质言之，当代翻译研究有必要打通中、西、马资源，重视翻译的实践性、审美性与社会性的范畴互动，重新审美翻译实践作为一种实践与现实相互依存的审美结构，阐明其审美关联要素，重构当代翻译实践的审美维度。

3. 体验观：“有我之境”的审美主体

      在构建翻译实践审美论的同时，有必要从多棱镜角度回答下列问题：西方模仿论为主的审美原理和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译论审美倾向有何异同？中西审美差异对翻译实践主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重塑和回归翻译实践的美学原则之际，中国美学的主体的参悟性、体验感，如何转化为翻译审美主体的说理范畴？翻译审美主体体验作为一种显性范畴，如何参与翻译互动转化？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美学思想以人的理性判断为核心，执著于本体论、认识论研究，将美学当作思辨和认知的对象，把艺术美当作美的本质表现形式来讨论，走上了重外在形式、重逻辑实证和分析之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关注的是美的理念问题。西方的美学思想从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形态，深深地打上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循序渐进的方法论。这种实体主义的路数成为贯穿西方人文研究的一条主线。西方的模仿论和等值论毫无疑问地打上了西方的理念论和符合论的烙印。这种把实体和现象对立起来的主客二分模式，也毫无例外影响了西方的翻译研究。归根结底，西方翻译研究强调的是，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普遍、由差异到同一、由变化到恒常、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最终追求的是抽象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这种艺术审美思维定势也浸润到西方翻译理论的方方面面。柏拉图的模仿说，说明感官所感知的感觉世界具有流动不息、变化不定的特点，因而是不真实的。感觉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子。文学创作由于是对作为摹本的感觉世界的模仿，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那么，推而言之，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实践，与理念远隔三重大山，则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柏拉图的模仿论对西方译论的影响是：理念或本质（原文意义）是事物最稳定、最牢靠的东西，本质一经变易（翻译）就丧失了事物自身的同一性，这是西方翻译学知识论的基础。原文是一种终极理念，不可篡改，译文被看成是原文摹本或原文的影子。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则提出，模仿是艺术的本质，不同艺术在模仿的对象、媒介和方式上，各自呈现不同特点。易言之，西方等值论实际上是机械模仿论的一种反映，主张通过现象的真实再现来揭示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真理。一方面，西方翻译理论偏重于与摹写对象的契合，相似性与符合度，另一方面，把握或揭示对象的规律、性质是西方艺术真实论的实质，这是翻译等值论的理论基石。长此以往，“现在如果我们思考仿拟（simulacrum）本身，而不是考虑从柏拉图自我同一性和相似性的价值判断出发，我们倾向切入与原型-模仿关系的不同观察视角：即柏拉图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即理念与拟像、原文与复制，模型与仿拟的根基是不牢靠的，因而是站不住脚。”（Johnson，1992: 48）柏拉图的理念论将复制的相似性看作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即强调模仿与原作完全一致，这种自我一致性的要求不允许丝毫的差异性存在，更不容主体体验孱杂的情感因素，是不可能做的。翻译影像稍稍与原文有偏差，则是赝品。由此看来，建立在理念论、模仿论、等值论等西方翻译实践的审美标准，追求客观确定性，似乎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死胡同。后现代理论虽然从差异性出发，提出了种种颠覆性的补偿翻译手段，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翻译研究的实质问题。

      相对比，一般研究者只看见中国知识体系中理性精神的盲点，而因从文化不自信的角度审视传统译论，认为自身理论基因有缺陷，从而自惭形秽。殊不知，失之桑榆，得之东隅。从辩证法角度看，中华文化重体验、重美感、重实践的路数虽然有其劣势，但其主体性审美体验，正是重塑当代翻译知识论之优点。徐复观为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释》序言中指出：

我国文化，多由实际生活之体验而出。此与希腊文化之由冥思、思辨而出者大异其趣。故古希腊文化系统下之各家思想，在其表现形式上，皆具有理论与解构；读者循序研阅，即可得其思想之统纪。然其弊也，思辨愈精，距现实之人生愈远。我国传统文化中之各家思想，皆因出自生活之体验，故多深入于人生之真实，使读者当下可以反躬自得，启其充实向上之机。（转引自李维武，2002：354）

      中国美学的重实践、重整体，尤重主体美感，对于翻译实践美学话语的构建而言，无疑是一大长处。中国翻译实践根植于中土美学话语之中，传统美学思维之长恰恰是西方美学思想之弊。首先，中国翻译实践应该关注的是译者主体性实践，强调对自身的审视和体验，以自身为目的进行主体实践或创造，以丰富翻译人生经验，强调实践智慧与理论知识并重。其次，重视翻译翻译实践追问和召唤的是以自然为美，审美与生活同一，将翻译审美融入生活，融入自然，融入自我，将翻译的自然美、人生美、道德美整合为一，注重自然美、道德美和人生美的辩证统一。再次，中国美学关注既关注部分，更关注整体性、和谐对立统一，同一性和互动性兼收。整体性指的是情、意、境的整体关照，同一性指的是物我同一、物象同一、互动性指的是主客互动，“神与物游”，重视真实世界的情感体验。（刘宓庆，2005：iv-ix）

      就翻译的主体实践和主体审美而言，传统美学中的主体实践观必将成为中国翻译实践审美的重要路径。翻译审美经验的本质是体验，它是译者对感知内容的异时空再感知，再体验。译者、批评者作为翻译主体，审视的是对他人生活经验和当下化，对他者美学品格的判断，对他者生命进行自我关照式的重新体验，以达到自我体验的自觉意识。历史与当下，自我与他者，在互看互视审美中，“相看两不厌”。就美学与翻译主体互动而言，传统可供借鉴资源充分。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一种伦理或人格要求，更是主体化的完善。其中的“主忠信”也是传统译论中“信”的翻译伦理标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审美主体性的心灵呈现，“以意逆志”更突出的就是主体意识。同理，翻译审美主体（译者）或解释者主体之主体活动和观点，与原作者或文本意图（志）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新的视域融合的意义。由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主体审美观，可以推出，翻译中的美是由于译者的体验不同，或读者体验差异，而赋予不同的主体体验意义。在译者主体性、多重主体性、翻译或阐释的作者意义、文本意义和读者意义方面，以及翻译价值论方面，这种主体实践的美学特征，迥异于西方逻辑科学分析的概念，它突出主体意识，将成为“美学回归”的一种方法论上的优势。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美学主体体验及主客互动的命题，对中国传统翻译审美活动影响极深。传统美学中的主体审美惯习和审美标准，已经深深至于传统译论的土壤里。“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刘宓庆，2005：100）传统美学命题如意与象、神与形、文与质、虚与实、隐与显、雅与俗以及神韵、神似、意境等命题在西方付之阙如，而中国辞章美学中，思、意、情、志、神、气等与“言”一脉相通，而后者与传统译论范畴又密切相关。如我国开宗明义翻译术的首篇论说《法句经序》提及的“文质之辩”是我国最早的翻译审美标准。作为翻译实践主体的支谦，及其所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罗新璋、陈应年，2009：22）的翻译标准来自于长期的佛经翻译实践，并受传统美学影响颇深；支谦所引用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的美学范畴，阐明了语言再现的局限性以及思维的复杂性。其在《法句经序》中引用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道德经》四十一章） ，表达的是道家“抑美扬信”的主张。一方面，支谦的佛经翻译实践反映他对道家审美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他批评竺将炎“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 （罗新璋、陈应年，2009:22），反映了其对“雅”的推崇。显而易见，支谦的翻译主体审美陷入了“质胜于文”还是“文胜于质”的文质之辩的美学悖论。钱钟书更直接将严复翻译标准的源头追溯到支谦：“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钱钟书，2008：1748）由此可见，从支谦到严复到当代译论，中国美学思想与翻译实践的主体关联性昭然若揭。 “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罗新璋、陈应年，2009：:19）罗新璋提出的翻译学脱胎于传统美学的观点的确富有洞见。

      翻译主体审美标准究竟是“文胜于质”？还是“质胜与文”？亦或是凸显文质统一的“文质相称”的辩证标准？“文质之辩”之争论与翻译实践的主体审美价值观密切相关。刘勰提出的“文附质”的原则，以“质待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情采》）。（转引自祖保泉，1993:608）传统美学所衍生的“文质之辩”的鲜明主线，亦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审美标准的一条主线。《高僧传》评价早期佛经翻译家安清的翻译是“辨而不华，质而不野”（释慧皎，1997：5）。道安反对将译经改为俗雅，“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尔，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罗新璋、陈应年，2009:27），其翻译主张力求文本上和佛理上的“质”，而非“文”。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的翻译原则时评价道：“其文约而旨，其旨婉而彰”（罗新璋、陈应年，2009:43），一方面评价罗什译经文派新风，深究译理，铺陈佛义，本旨和辞藻皆存，既保存了“圣意”，又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的审美特征。玄奘的翻译标准“既需喻俗，又需求真”，虽然提倡的是圆满调和之美，以及质与文统一之和谐，但在翻译实践中“求真”（质）成为玄奘翻译的最高标准。其结果是其翻译的唯识宗由于过于直译，造成异化效果，因而不利于佛经传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翻译大家选择了不同的审美体验标准，因而形成了“文”、“质”泾渭分明的二大谱系：支谦——道安——玄奘——鲁迅形成了质派脉络，而支谦——竺法雅——鸠摩罗什——慧远——傅雷——钱钟书形成了文派路数。两大谱系所树立的翻译标准，彰显了其对“文”和“质”主体审美的差异性。

      文与质，雅与俗，一直成为中国传统译论关注的审美范畴，也一直是翻译审美的核心话题。一方面，中国译论范畴受中国传统审美范畴影响很深，另一方面，很显然与译家们不同审美体验有关。玄奘的“喻俗”不是风格上的俗气，而是指译文的平淡、冲淡的通俗，但翻译标准上他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虽然将“文”变成了“雅”，显然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严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淫，注重翻译的目的是“修辞立其诚”或“文以载道”，另一方面，严复通过深研汉唐佛教译经实践，也试图在“雅”方面有所继承和突破，将其并举到与“信达”同等的地位。传统文艺美学中，“雅”是一个较宽泛的范畴，它指辞旨的高华、沉郁、雄壮、冲淡、奇矫、秀润、苍劲、典则、飘逸、质厚、精彩、清真；而“俗”则是指辞旨之浮冒、晦涩、粗豪、寡薄、诡僻、庸腐、老硬、嫰弱、佻达、板滞、调绘、鄙俚等等。所以翻译的“文”对应着二个维度，一方面指涉的是上述的“雅”的内容，另一方面，对应着与“雅”相对的“俗”的风格审美。

      勒费弗尔在讨论中西翻译及思维差异时曾认为，西方翻译总是注重“质”（忠实），而在中国传统翻译实践重“文”，中土译文总是取代了原文，而“雅”的概念在两种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占用支配地位。（转引自Bassnett & Lefereve, 2001：14）。显而易见，勒氏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在中国，不同时期翻译实践的主体审美标准“文”和“质”始终在交锋，虽然在不同译家有所侧重，但“文”（雅或美）始终如影随形地跟随在翻译主体身后。或因主体审美观、价值观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审美标准。从支谦、马建忠、鲁迅、林语堂、傅雷、朱光潜、钱钟书到许渊冲，文质相称的辩证统一，始终是翻译的一种理想境界。古之如此，如今亦然。西方译论重质，显然打上了西方主客观符合论的烙印；传统译论重文，也显然体现了重视主体的体验性审美。

      不仅如此，在翻译主体创造过程中，无论是作为翻译实践主体，还是翻译审美主体（翻译批评主体），在翻译审美标准的确立，或审美价值再现方面，皆隐含着主体之间的对话，他们自己或不自觉地接受传统美学思想的指导，与之对话，从而自觉地运用美学原则指导翻译实践或审美批评。翻译主体的个人审美素养，包括社会伦理观、价值观，反过来影响了审美翻译标准的确立。易言之，翻译实践彰显的是，翻译主体的审美体验，检验的是其审美标准。翻译主体审美既有个体体验，同时又有超越性，自由性，还有社会规范性。从超越性看，它具有直觉性、经验性、愉悦性和超功利性。但无论如何，主体审美的“无我之境”，从审美的社会性看，需要遵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惯习和翻译实践传统。

      概言之，翻译主体审美标准离不开传统美学范畴的影响。中国译论的关键范畴脱胎于传统美学，实现“美学回归”的理念，有必要用现有的本土美学话语打造翻译的关键概念，提升译者的审美情趣和理论素养，开展主体间的对话。翻译主体审美作为判断译文的“先见”，承载着翻译标准和批评原则厘定的重任，也翻译作品质量评价检测准绳，亦即融入了审美批评反思。有必要进步一凸显重建翻译主体审美过程的若干原则，用主体思维美学来引领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

4.结语

      翻译研究中“美学回归”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强势翻译话语的反思批判，同时使作为地方知识的传统译论，摆脱“去中国化”的窘境，与此同时，促使中西马三方互补，实现美学资源共享，以新思维、新视角审视和改造传统译论，将实践价值、辩证思维、主体审美观、多元和谐论和神似超越论等哲学美学命题，作为复活传统译论的资源和路径，使之“再中国化”。“美学回归”的知识论范式，突出的不是西方翻译界主流“符合论”的路径，而是突出“融贯论”，即一个翻译命题的有效性在于它尤其内在逻辑，它与另一个命题系统是一致的或融贯的。“美学回归”的目的是更赓新传统译论，保持动态开放的视野，洋为中用，取精用宏，含英咀华，激发传统译论的内在活力和艺术之真，使概念范畴指向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包容性，从而不断丰富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维度，提升中华译论的美学阐释力和国际影响力。

      概而言之，传统译论的“美学回归”的取向既是一种理论革新和理论自觉的努力，亦是中国翻译学派自主知识创新的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它聚焦中国译论、中国主体、中国实践、中国范畴、中国美学，尝试为当代译论的转型勾勒出新的方法论路径，打破将西方译论概念范畴作为普遍预设的场域，颠覆将西方译论作为一种主流的常态模式，弩力把本土特殊的译论言说方式和美学价值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以尝试形成新时期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观”。